不断推高学历能否解决就业问题？

日前，相关部门宣布，大幅增加专业学位博士招生人数。这一政策本质上是强调研究生分类培养，不用都搞学术研究，培养更多的高层次应用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也带来了一些人对推高学历的担忧：我们是否需要这么多的研究生，博士生？

不断推高学历，是近年在解决就业时的措施之一。

2019年，高职百万大扩招。

2020年，疫情来袭，为延缓大学生就业问题，我们采取了紧急措施全面扩招。在2019年高职大扩招的基础上，全面扩张专升本、研究生招生量。这其中还包括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该政策刚刚被叫停，转眼被复活，目的还是先把孩子们留在校园。其中，研究生招生量当年增长近20%，创下新的纪录。

这种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就业难题而采取临时措施，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显然，这只能是临时的救急措施，而不能作为长久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

遗憾的是，在各种力量与因素的推动下，不断推高学历的做法仍在系统性蔓延。

2021年，中职教育放弃了就业的定位，修改为“就业与升学并重”，强调建立全面的职业教育体系，即中职-高职-本科，甚至还提出了研究生教育（职业）。说穿了，核心思路就是不断提高学历以解决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全国高职院校的第一发展目标几乎都变成了升本。

专升本也在同步扩张中。

此番是研究生，是博士。

近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本科生，尤其是博士。扩张专业硕士与专业博士占比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否大幅扩张数量，值得探讨。

日前国家发改委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过一个就业的情况：在各类毕业生中，中职就业率最高，其次是高职。

有人戏称：越上学，越找不到工作。

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伴随学历的提高，我们的就业期望值不断被提高，而非中职、高职教育质量高。

一个职高毕业生，无论什么工作，我们都觉得是正常的，个人和家长也是心满意足的，比如流水线上打螺丝，比如当一个服务员。但是一旦上了大专，这个选择就是一个问题了，更不要说本科生，研究生了。也因此，才有了所谓“脱不下的长衫，下不了的高台”的感慨。

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走得太快，我们大量的学生与家长仍然活在精英教育时代，用高等教育精英时代的尺子，量今天大众化的就业。一旦上了大学，就想要一个“体面”的工作，但不知道的是，当下考不上大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280多分上本科，100多分甚至几十分上专科。大家都上了大学，“穿上了长衫”，于是，就把自己困在了虚拟的长衫里。

哪里有这么多“体面”的工作？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劳动力需求必然是分层的，过去讲金字塔型，虽然近年在变化，但大体还是这样，注定了多数人是在底层的。但我们手握文凭的孩子与家长们已经无法接受继续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待在底层了。

于是，对工作不满意时就继续考，考研、考公，二战、三战，甚至成为“全职子女”，居家啃老。所谓慢就业、缓就业、不就业的现象普遍出现，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有“更体面”的工作，并非没有工作需求。

就业市场对学历要求的提高，催生了考研热，但这种需求本质更多是竞争激烈下的水涨船高，而非真正的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2023年，媒体不再炒作研究生送外卖，而是变成了研究生到广东的街道当垃圾管理员，研究生到山东大学当宿舍管理员（无编制），上海交大医学博士到复旦附中当卫生管理员……

我们是否想过，如果高学历就业变成这样，会是什么结果?

2010年“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被点燃，最后席卷中东，导致中东政治局面大变。这场运动发端于突尼斯，完全超出始作俑者美国的预料，突尼斯本不是他的重点，为什么？

突尼斯高等教育非常发达，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长期高于30%，甚至高达40%以上，位居非洲前列，也曾经远远高于中国。但与此同时，青年人失业率也非常高，一度高达30%以上。2010年底，一位据传大学毕业的26岁青年（其妹妹事后否定了大学毕业的说法）在广场摆摊受到警察羞辱，于是自焚，长期堆积起来的民怨被点燃，大量老百姓走上街头。2011年1月突尼斯总统被迫出走，本·阿里政府被推翻。

这其中一个敏感因素，就是事发初期传说自焚的小贩是大学毕业生，因经济不景气找不到工作被迫当了流动小贩。

如果个别高学历同学就业不理想，大量家长与学生还会埋怨自己的话，当学生与家长发现周围有一批高学历的人都是这样，会认为是谁的问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学生与家长不会检讨自己的期望值过高，自己的能力问题，而是认为是社会的问题，民怨必然被不断堆积起来。

因此，在是否继续提高国民受教育阶段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需要再思考，不宜简单学习甚至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

首先，在计算人力资源供给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不宜忽略发展阶段的差异问题。

支持扩张研究生培养规模的专家，一个重要依据是各国人均GDP与拥有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比，以论证我们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培养规模扩张的必要性。

但我们忘记了这个数据本身在计算上存在的缺陷。比如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始于二战结束后，经过70多年的发展才到了今天的水平，静态计算其受过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的人群占比，显然忽略了这是70年累积的结果。

图表来源：中国教育和人口报告2023版（高等教育和留学篇）

我们则不同。1999年大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迅速跨越大众化、普及化，加速度发展。大扩招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是个位数，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首次进入大众化，2022年已经高达60%。目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超过2/3以上是大扩招以后的大学生，尤其是最近10年的大学生。这种加速度发展节奏和过程，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图表来源：中国教育和人口报告2023版（高等教育和留学篇）

与此同时，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2003年起，我们的新生儿长期徘徊在1600万左右，比上世纪末大跌500-700万。未来，下跌会更为迅速。

一方面是快速的增长，一方面是快速的下降，此消彼长。如果按近年适龄人口的粗口径计算，我们的占比恐怕不低，甚至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过度教育的现象。2023年北京市28.5万名高校毕业生中，硕博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了本科生。

如果要计算人力资源与GDP的相关性，可能需要按粗口径的适龄人口计算，而不宜把几十年前的人口作为基数去静态计算，那时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但那时的适龄人口数量是最高的，这种错位计算很容易让我们发生误判。

其次，我们必须注意中国独特的国情文化的不同：把学历与就业期望强挂钩。

中国人的观念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对孩子教育极端重视，背后实际是对其未来发展的极端重视，即体面的工作。这和多数西方人完全不同。

与此同时，因为发展阶段与水平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阶层的巨大差异再次强化了这种期望与不安。也就是说，美国人读完大学开出租车，端盘子是正常的，但我们却很难接受。当然，别人端盘子，开出租车收入也不低，我们则完全不同，体制内热就是这种差异的直接体现。

也因此，过度的高等教育给我们带来的负面问题，要比西方国家严重得多，无形间会推高就业的“堰塞湖”，这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

这和20多年前的大扩招历史背景完全不同。20多年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是个位数，绝对人数很少，同时，大扩招伴生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GDP增速长期在双位数，甚至超过14%。反观近年，我们GDP增速持续下跌。

更值得警惕的是，ChatGPT给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必然带来的一场革命：人工智能首先替代的，是低层次的、重复性的脑力劳动者。那么将替代哪群人呢？

试图通过不断推高学历解决就业问题，最后带来的可能是更高的期望值，是巨大的社会稳定的风险，需要谨慎再谨慎。

2024研究生考试初试上周末开考，考研报名人数在连续增长8年后首次下降，至于原因，大家都有各种分析，但有一个原因是肯定的：考上研究生也不一定能解决体面的工作问题，于是大家放弃了。

显然，这是一个好事情，老百姓开始觉醒！赶紧去工作，未来大学生会更多，研究生会更多！

（转自：中国教育在线）